1963年汪曾祺开始参与改编沪剧《芦荡火种》，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、与江青10多年的恩怨与纠葛，构成他一生写作最奇异、最复杂、最微妙的特殊时期。
当时担任北京京剧团副团长的萧甲讲述道：
为了赶1964年现代戏汇演，团里迅速充实创作力量。改《芦荡火种》第一稿时，汪曾祺、杨毓珉和我住在颐和园里，记得当时已结冰，游人很少，我们伙食吃得不错。许多环境描写、生活描写是从沪剧来的，改动不小，但相当粗糙。江青看了以后，让她的警卫参谋打电话来不让再演。彭真、李琪、赵鼎新等北京市领导认为不妨演几场，在报上做了广告，但最后还得听江青的。这出戏在艺术上无可非议，就是因为赶任务，以精品来要求还是有差距的。
我们又到了文化局广渠门招待所，薛恩厚工资高，老请我们吃涮羊肉。这次剧本改出来效果不错，大家出主意，分头写，最后由汪曾祺统稿。曾祺随和、认真，写东西苦熬，是强烈的脑力劳动，我们之间能说通，互相理解，没有太多不同意见。沪剧本有两个茶馆戏，我们添了一场，变成三个茶馆戏，后来被江青否定了。
汪曾祺才气逼人，涉猎面很广。他看的东西多，屋里凳子上全是书。年轻人请教，他就谈怎么借鉴、化用，怎么取真意境。
当时他比较谨慎、谦虚，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。剧中胡司令有一句唱词特别长，周和桐唱砸了，观众哄笑。周和桐情绪不好，找我说：“团长，我怎么唱？”我说：“改一改吧。”结果改成十个字。曾祺不太同意，但后来还是改了。
江青比较欣赏他，到上海去，她问：“作者干吗的？”……有一次在上海修改《沙家浜》的一场戏，汪写了一段新唱词，江青看后亲自打电话来：“这段唱词写得挺好，但不太合适，就不要用了。”赵燕侠发牢骚：“练了半天不用了，练了干吗？”而汪曾祺依旧那么兢兢业业，在阶级斗争高度压力下，他过得很本分。谈不上重用，就是被使用而已，他没有去依附江青。
他根本不聊政治，不敢说江青意见好坏。对政治既不是老练，也不是圆滑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不跟人打得火热，交往时义气不浓。
戏剧团体有时没有政治头脑，乱起来很没水平。他受过冲击，多少次审他。我们这个社会再不容忍他，就没什么道理了。
（1998年6月22日口述）
据汪曾祺1978年4月20日所写的材料，在上海修改剧本期间，江青曾问汪什么文化程度、多大岁数。《沙家滨》定稿时，江青坐下来就问：“汪曾祺同志，听说你对我有意见？”汪说：“没有。”江青“嗯”了一声说：“哦，没有。”江青没有细说什么意见，但她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。她曾与萧甲说过：“汪曾祺懂得一些声韵，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，我改了，他不高兴。”直到1968年冬天，饰演刁德一的马长礼传达江青指示时，还有这么一条：“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，我改了他的唱词，他对我有意见。”
杨毓珉说：“江青曾调汪的档案看，第二天就有了指示，此人控制使用。”汪曾祺心里明白，自己在政治上有“前科”，地主家庭出身，有一段历史问题，1958年打成右派。萧甲也表示：“江青说过‘控制使用’这句话，在领导范围内说过，积极分子都知道，文革中全抖了出来。文革前去香港演出，团内有防备谁、警惕谁的内部措施，也被说了出去。”
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梁清廉回忆道：
江青批了“控制使用”，是我事后告诉汪的，他老兄在饭桌上汗如雨下，不说话，脸都白了。当时不是夏天，他出了这么多汗，自己后来解释说：“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，一紧张就出汗，生理上有反应。”
他觉得江青这个女人不寻常，说不定何处就碰上事。那几年他战战兢兢，不能犯错误，就像一个大动物似地苦熬着，累了、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。
（1998年7月6日口述）
杨毓珉认为：“汪当时确实不能再犯错误，因为谁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。”
就在那段期间，江青改组了北京京剧团，把它变成了样板团，砍掉了北昆、实验剧团等单位。江青认为马连良、张君秋演不了现代戏，彭真就说，你不要，我要。彭真特地指示，把马、张放到京剧二团。
汪曾祺他们看得很明白，改编《芦荡火种》时彭真下令把上海沪剧团调北京演出，让北京京剧团观摩学习。北京市委同时决定，也要把歌剧《洪湖赤卫队》改编成京剧，而江青执意要参与该剧修改。北京京剧团老编剧袁韵宜告诉笔者：“江青往里挤，彭真也不愿撒手。高层矛盾集中到京剧团，汪曾祺他们夹在中间有时就显得为难。”
据说，彭真坐车本想到北京京剧团指导演出，看到剧场门口停着江青的小车，就只能让司机开车掉头回去。
汪曾祺之子汪朗对当时的排戏情景尚有印象：
父亲说过，江青曾拿了两个戏来，一是《芦荡火种》，一是《革命自有后来人》，想让赵燕侠演一个。赵燕侠认为《红灯记》中李铁梅才十几岁，演起来不合适，她看中了《芦荡火种》。
后来就排了这出戏，突出赵燕侠的阿庆嫂形象。彭真抓得比江青多，《北京日报》发了几篇社论。那次我去看了，似乎已经成形。彭真与江青弄得很僵，彭一看江青在，扭头就走。父亲有所察觉，非常无奈。
（1998年6月25日口述）
“江青对汪曾祺是防范的。”当时与汪同在创作组的阎肃回忆道：“为了改编《红岩》，江青告我：‘从京剧团找一个人跟你合作……’我说：‘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。’江青纠正说：‘他不是同志，是右派。’江青用他，赏识他，但又不放心。老忘不了他是一个右派。”（1998年7月7日口述）
有一回，汪曾祺伤感地对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说：“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说了，我是控制使用。”想不到薛回答：“我也和你一样，她不信任我。”汪后来曾形容，江青稍发脾气，薛恩厚就汗出如浆，辗转反侧。1965年5月，江青在上海反而这样说薛：“老薛，怕什么！回家种地也是革命。”
（摘自《人有病，天知否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）
